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于3月20至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65.150, 0.22, 0.34%)同步举行。论坛主题为“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带动了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中国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变化给国内外企业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进一步释放中国市场的消费潜能?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来自学界和中外企业界的嘉宾们围绕“释放消费新势能”这一议题展开讨论，从税收结构、实体经济、农民工市民化等多角度建言献策。

本场讨论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主持。

“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直接税体系，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

谈到税收能为释放消费新势能做些什么，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要减税。但“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中谈到了三句话：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直接税体系和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把这三句话串在一起就能发现，通过税收释放消费的新势能不是从总量角度着眼的，而是从结构角度着眼的。

这有深刻的考量：第一，中国现行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间接税是累退税，收入越高的人承受的比例相对越低。低收入的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比高收入的人高，间接税不利于扩大消费。第二，间接税作为价格构成要素的一部分比重高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对就高，对消费也是一种抑制。同时，间接税比重高，意味着直接税比重低，意味着用税收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渠道相对狭窄。

如果我们采取增加直接税比重的办法，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以缓解。更重要的是，这一操作路线是在税收总量大体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一般情况下不会伤及转移性支付，而这也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力量。

“开放市场，促进竞争”

宝洁全球董事会主席、总裁、首席执行官戴怀德

宝洁对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愿景和进一步开放市场、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的决心感到非常高兴。

这可以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让消费者能够用上最好的产品和最新的技术。降低贸易壁垒也能够使更多的品牌进入中国。增加竞争也能够推动创新，改善整个价值链，对消费者和公司来说都有好处。消费市场需求的增长不仅仅需要良好的政府政策，也需要良好的产业供应链。

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在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上所做的努力。打击伪劣产品和加强监管的市场环境对于消费者、企业和供应商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数字化应是包容实体经济的数字化”

物美集团创始人、多点Dmall董事长张文中

疫情之后的消费者信心对经济繁荣发展极其重要。虽然老百姓(64.700, -0.25, -0.38%)的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者信心有很大的抑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2B端还是2C端，刺激消费的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也期待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消费能够真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实体经济在中国的消费发展中必须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拥抱数字化比较早，但中国的零售行业基础也比较薄弱，零售企业总体规模比较小。这也决定了在疫情冲击下，美国实体经济拥抱数字化的速度更快，效果更好。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实体店铺，也离不开数字化之后的实体店铺，数字化也应该是一种包容性的、能够让实体店铺从业者分享红利的数字化。

“关注四类消费增量”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明

结合我们的观察，未来进一步释放消费新势能可以重点关注四类消费增量：

一是持续城镇化带来的增量。人口进一步城镇化和人口加速向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转移带来的购物、医疗、教育、住房等消费需求是巨大的。

二是供给能力提升带来的增量。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必须持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三是结构消费优化带来的增量。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功能性、多样性、个性化、定制化等需求特征趋于明显，银发经济空前繁荣。

四是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增量。大数据、物联网、5G、智能制造等新技术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又为新技术落地生根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网络约车、共享单车等消费新业态在中国聚集爆发。

“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收入迈过一万美元以后，投资增速会低于GDP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靠消费拉动。我国也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收入分配角度看，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而在低收入群体里，我们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从2019年的数据看，2.9亿农民工占了我们4.4亿城镇就业人员的66%左右。如果一个农民工家庭按三口人算，就意味着影响到了7亿-8亿人的消费。

农民工的根本出路，不是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或独立的讨薪制度，那样反而会固化农民工群体。农民工根本的出路是农民工市民化，畅通户籍落户，在长三角、珠三角进行互认落户，以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来确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和投资等措施都有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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